签证危机加剧，印度商界反思合作机会的自我封闭
近期，印度经济界面临着严峻的形势。据多方信息，印度商务高管申请赴华签证的拒签率已经飙升至95%。曾经相对容易的签证获取，如今变得异常困难，十人申请中九人面临失败。此事引起了包括外长苏杰生在内的多位官员的关注，苏杰生在8月22日表态，正在与中国进行高层沟通。这一现象令人困惑，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和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国家，竟被签证问题所困扰，合作关系的门却似乎愈加紧闭。
《经济时报》于2026年8月20日发布的报道揭示了签证申请的现状，指出中国方面从2025年下半年起大幅收紧了对印度企业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签证审查，批准率暴跌至20%-40%之间，某些企业的申请甚至遥不可及，综合拒签率逼近95%。即使提交额外材料或调整行程方案，仍未能改变结果。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智能终端制造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上，而这些领域正是印度“印度制造2.0”战略中寄予厚望的核心。
问题的根本在于：生产线所需的核心设备依赖于中国厂商，许多关键工艺必须在中国实验室中完成调试，整体系统的调试也需要中方工程师的在场支持。一旦工作人员申请未能获得批准，整个价值链便会骤然停滞。一家全球前列的智能手机品牌原计划在深圳召开供应链峰会，但因为六名印度核心技术人员长时间未能签证，会议不得不迁至曼谷举行。印度最大的汽车零部件集团也将技术会迁移至新加坡进行。就连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印度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也遭遇签证困扰，核心技术人员屡次被拒。
该现象已被印度媒体称为“签证壁垒”，表明中国方面正在利用签证与流动性限制手段，对印度的特定产业施加影响。许多商界领袖反映，出差费用随之增加，产品上市时间平均延长11周，跨时区的远程协作效率也大幅下降。部分企业在年初时仍对此持乐观态度，认为到2025年底会有所缓解，但现实却是情况在加速恶化，2026年第二季度拒签率又上涨了12个百分点。
印度商界的焦虑情绪可以理解，但将当前的困境简单归结为中国故意设置障碍，显然忽略了政策演变的复杂性。任何国家的签证规则调整绝非孤立行为，它反映了长期以来的双边关系及其互动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必须回溯过去六年的政策发展才能理解如今的签证困局。
要理解这一签证背后的原因，不能简单倒果为因。当前的签证问题，无疑是印度早期将签证工具化和政治化后的结果。2020年，加勒万河谷事件后，印度针对中国公民暂停了所有旅游签证的发放，且长达五年之久，直到2025年才开始象征性恢复。但恢复后的条件十分苛刻，银行存款证明的门槛急剧提升，电子签证通道并未重新开启，申请人须亲自到指定的签证中心提交申请，且不可委托他人代办。
在商务签证方面，印度将中国公民划分为“优先审查”类别，需经过内政部、外交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三级审核，平均审批时间延长至45-50个工作日。除此之外，申请者还需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和在职证明等材料。与此同时，印度在投资监管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措施，限制来自邻国的投资，并对中资项目施加了诸多限制。
在过去六年中，中国企业及技术人员在印度遭遇了制度化的准入性障碍，导致电子制造业损失惨重，无法进入的结果直接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流失。反过来看，在长时间内，中国在签证问题上保持克制，持续开放商务通道，尚未进行反制措施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向印度公民核发签证高达28万，而印度反向发放的签证仅有约2000份，双方的悬殊比率高达140:1，这一数字无疑是在反映印度在对华合作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。
